“印度崛起”恐怕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最大发现。在年初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无处不在”是最流行的口号。几乎与会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印度崛起已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而很多国际商界领袖也都认为2006将是“印度年”。

    在国内，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南边境省份在如何利用印度崛起加快自身发展已做了多方面调研。建设连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中缅印国际大通道也成为利用印度崛起发展经济的热门方案。毋庸质疑，中缅印大通道一俟建成，不仅云南省与印度等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大大加强，云南也可发挥我国与印度经济联系的桥头堡作用。

    问题是，中缅印国际大通道能很快建成吗？且不说修建大通道需要大量资金，并要穿越自然环境复杂恶劣的缅甸密支那地区等客观因素，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很可能导致大通道建设仅停留在讨论中和图纸上。第一、中印大通道必经之国缅甸国内形势不稳，缅方对修建大通道态度消极。大通道穿过缅国内克钦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目前缅政府军与克钦反政府武装不时仍有交火，这一段大通道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另外，克钦反政府势力坐地自拥，缅政府从大通道建设中很难直接受益，反而是克钦反政府势力能从大通道中得到很多好处，缅政府显然不会做这“亏本买卖”。在克钦反政府势力未被完全肃清之前，缅政府不会积极考虑大通道的建设。2004年1月19日，缅甸边贸部长在参加一次边贸论坛时就要求印度暂缓考虑重修中缅印公路的计划。第二、大通道建设将穿过印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涉及中印边界争议。“阿邦”大部分地区系印控制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不承认“阿邦”地位。虽然大通道穿过的是“阿邦”中的非争议区，但如大通道上马，在今后的修建及在运营过程中，中方人员将无可避免地与印“阿邦”官员打交道，印也可能利用大通道的建设给外界造成中方“事实上承认阿邦地位”的假想，以图在边界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况且，为何印方对修建中缅印大通道如此积极，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因此，从以上两点看，大通道在短期之内很难上马，国内利用印度崛起发展自身经济的最直接最简单办法恐难以实现。那除了修建大通道外，我们就不能利用印度崛起实现发展吗？印度的崛起带给我们的难道就是仅仅是要建设一条公路吗？印度崛起不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吗？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云南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大多数人都把这归结于自然条件不好、交通状况不佳和招商引资困难等客观原因。但是反观印度崛起，我们发现，固然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和外来投资等客观因素能很大程度地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但只要政策得当，在这些客观条件还比较差的地区，经济也可以得到较快发展。

    去过印度的人都清楚，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相比差距很大。包括新德里、孟买在内的所有印度知名大城市的城市建设甚至都无法与昆明这样的中国西部省会城市相比。中国劳动力比印度多，中国的公路、机场、摩天大厦比印度多，中国在经济总量、外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方面都强于印度。“中国制造”的声音也比“印度制造”的声音强。中国2005年吸引外资近600亿美元，而印度仅为53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不到十分之一。与中国一样，印度背负着10亿人口的沉重包袱，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比中国还少，特别是如石油、天然气等重要工业能源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但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印度经济自1991年来保持了6.1%的高增长率，2005年经济增长率更高达8.6%，创造了“印度奇迹”。简而言之就是，印度用中国不到十分之一的资金实现了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增长率。

    是什么“秘方”让印度在无声中崛起？印度的崛起又给如云南这样在招商引资等“硬指标”上先天不足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什么样的启示？

    相比较中国利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带动经济的发展，优良的“软环境”是印度成功的秘诀。而依靠“软环境”发展的印度经济较目前通过高投资、高消耗的中国经济显得更具“可持续发展”性。许多印度人说，让中国人去生产冰箱和手机吧，我们要集中精力发展软件业，这不仅仅指电脑的软件，也包括服务业。外国企业通常在中国建工厂，在印度投资建立呼叫中心和售后服务部门。2005年，工业占据了中国经济产出的53%，服务业只占32%。而在印度，这一情况恰恰相反。服务业占51%，工业占28%。“印度认为，两国都有发展空间，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将继续取得发展。”

    其实，归结起来印度经济的优势主要有四点。

    一、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

    印度的金融体系基础比较完善、市场秩序比较好，而且真正做到了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

    虽然也曾长期奉行计划经济原则，但印度并没有破坏原英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金融制度，它的银行体系有130年历史，完全按照国际标准运营，除个别国有银行外，印度银行很少受到外来的行政干预，所有业务都完全按市场化和效益第一原则运作，因此印度银行效益远比中国的好。2004年印不良贷款率约6%，而中国是14%。资产回报率印度为0.8%，而中国仅有0.2%。印度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35％是给政府和政府公司，65％是给私人和私营企业，而中国正好相反，70%给政府和国有公司，30%给私人和私营企业。

    在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股票市场方面。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１万家以上，监管制度非常完善。根据里昂证券的评价，印度上市公司与中国上市公司的最大分别是：印度在过去数年中，很主动地稳固架构、优化制度以及强化公司治理。他们并不是因为中央政策促使而被动地改革，所以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印度的水平高于中国。印度上市公司管治总得分为6.6分，中国上市公司为4.3分。

    二、印度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法律体系要更加完善。英国200多年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了非常健全的英美法律体系和文官治理体系。虽然印也存在大量的司法腐败，但司法机构相对较独立，行政机构公开干预司法的行为很难出现。而中国真正的法制建设始于改革开放后，非常不健全，某些法律由于历史原因存在执行困难等情况。同时，直至目前，“以权代法”“行政干法”等影响司法独立的行为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仍不断出现，我国离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还差很远。此外，在中国，国家官僚机构的有机运转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行政机构人员的相关意识还有待提高，相当多官员的思维中更多的是“人治”而非“法治”。

    2000年，根据亚洲里昂证券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做的调查显示，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位，而中国仅列第19位。印度政府除了制定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的基本框架之外，在更多的时候充当的是服务者的角色。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市场，显然形成了支持和保护市场化运作的制度基础。为国内外投资者和市场参与各方提供平等的游戏规则，这些因素都大大提高了印度市场的效率和信誉。

    三、印度有一大批非常国际化的人才。

    英语语言优势使印企业家受益非浅。英语使印度的企业家更国际化，也更容易从全球范围获取商机。也使印度与各国，特别是与英联邦国家有着方方面面的紧密联系。他们与各国的交流是非常自然和直接的。因此，印度企业家非常了解国际政治和法律体系，在处理国际商务活动中轻车熟路，运用自如。此外，印度在英美等国有大批侨民，他们与祖籍国联系密切，而将子女送到英美国家读书也一直是印中产阶级家庭的传统。这些都是印国际化人才的后备军，为印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开拓业务提供了巨大便利。

    四、印度民营企业发展历史悠久，水平较高。

    早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就有很多民营企业，印度独立后，政府继续鼓励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大型民营企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印度政府允许民营经济进入除基础设施之外的所有领域，并在资金等方面给予一定扶持。在印度拔尖的软件行业里，民营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并且大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其它行业，特别在服务业中，民营企业更是主力军。而印度一直以来就有保护民族企业的传统，很多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对民营企业却是开放。这一点与中国对待民营企业和外资的“反国民待遇”有很大不同。在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中小公司年度排名中，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内地一家也没有。良好的环境，政策的扶持加之国际化的人才正在使印民营企业实力不断壮大，如塔塔集团、Infos公司等民营企业现已成为国际有名的大公司。

    ??与印度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只有20几年的时间，而且规模都很小，实力不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民营公司。根据世界经济论坛CCI评比显示，中国的微观竞争环境不如印度，特别是公司的成熟程度和商业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距较大。这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在以上四点印度崛起的秘诀中，笔者认为，印度政府利用较为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体系，以服务者的角色为印度民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培育出一批如塔塔集团、信息系统公司等世界知名的民营企业，从而带动整个印度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发展是印度成功崛起的最主要原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表示，“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像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那样通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正是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印度在外来投资仅为中国不到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取得了和中国经济差不多的增长率。这无疑给中国很多以吸引多少外来投资衡量本地经济发展前景的官员上了一课。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9月份发布的2005-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在衡量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企业竞争力指数(BCI)方面， 2004年，印度在BCI上的排名为第30，远远领先于中国的第47。其它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数据（如公司经营及策略和国内商业环境质量），印度（第30和第32）也领先于中国（第39和第47）。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微观经济排名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印度则大幅提升。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不断增长，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增长的微观经济基础却出现了问题。反观印度，微观经济竞争力则在默默无闻地稳步提高。1998年时，中国的BCI排名比印度领先两位；而到了2004年，中国却比印度落后了17位。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印两国的对比中，双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经济指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GDP的增速更快，这点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过中国公司的业绩却差强人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综合指数自2001年以来已下跌了50%，现在才刚刚从谷底开始回升。根据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3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计算出印度公司2004年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6.7%，而中国企业仅为12.8%。而且，这些数据可能还高估了中国企业的业绩。其中的许多业绩指标并未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获得大量补贴的事实。《商业周刊》援引北京国家会计学院(Beijing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院长陈小悦的话报导，在中国的1300家上市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赚回真正的资本支出。这说明如果对中国的资本适当定价，那么中国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可能是负数。

    这种反差也使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质疑。微观经济竞争力研究的作者、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财富实际上是在经济的微观层面创造出来的。GDP是一个产值指标，经济增长的含义并不完全是产值的增长，而是创造财富。的确，新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表现不如印度经济。世界银行(World Bank)刚刚公布的报告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一些指标（基于2000年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印度的两倍，但按财富程度衡量，中国仅比印度富裕了37.6%。中国在教育、法律法规和经济体系中其他无形资产方面尤其贫穷。中国的人均无形资产为4,208美元，而印度为3,738美元。

    追求产值也带来了错误的政策模式。兴建高楼大厦、机场、高速公路和发电站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对中国微观竞争力的危害非常大。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但到了90年代，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曾经红红火火，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如今已慢慢偃旗息鼓了。

    云南与其它省份在传统行业的招商引资条件上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由于先天的交通不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决定了云南不能走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传统的出口加工型“外向型”经济的老路。但是，先天的条件劣势对经济发展未必是坏事。正如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其实还可以从不利的生产要素中形成。”从印度崛起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指标并不代表一切，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才是增加财富、实现共同发展的正路。以中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既然能创造宏观经济发展的奇迹，改善企业发展的微观环境当不是难事，关键就是把握时机，转变发展观念。

    中国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民间游资存量也高达数万亿元。但国内目前普遍存在“重外资，轻内资”的现象，民营企业在很多地方是“二等公民”，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印度崛起的事实已经证明，只要政策得当，措施得力，在外来投资很少的条件下，依靠本国企业的发展也能带动一国经济的腾飞。云南若能摆脱以往惯性思维，走在其它地区前列，率先为民营企业提供与外资同等的优惠政策，彻底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梧桐引得凤凰来”，不愁经济不能实现跳跃式发展。这，恐怕是印度崛起带给云南的最大启示。

    （作者单位：外交部亚洲司）　　刘  洋/文  影响力 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