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中国人有一种深刻的“十景病”，如今看起来深刻啊，君不见现今满世界的“十大××”评选之类，倒是充满了娱乐精神，娱乐至上嘛，当下很是时髦（时尚），至于恰不恰当，大可不必计较的。

    《春城副刊》1月19日推出的“文化昆明”特别策划，由“部分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的大力襄助”，评选出了一个“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名单，引起读者的争议,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人太认真，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否则就是《春城副刊》误导了读者。其实，《春城副刊》推出此期策划，已在卷首申明“本评选并不代表《春城副刊》的立场”——斯言有据，作为本副刊的一员，敝人对名单就有点小意见，既然热热闹闹来讨论，乃不妨将一孔之见申述如下，但愿不是“误导”：

    首先，所谓的“评选”，评选标准是混乱的。既是“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那么“历代”怎么也不能只从元代开始啊，“部分专家学者社会贤达”说元代王升的《滇池赋》“无疑是云南汉语文学的破晓之作”，那么在云南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西汉王褒的《移金马碧鸡颂》、唐代大诗人韩愈的《滇池赤藤杖歌》以及名僧道南的名诗《玉案山》等等算是什么呢？即便是在评选资格前加上“元代以来”的定语，元代李京的《初到滇池》，尤其是阿盖公主的《愁愤诗》、明代杨一清咏昆明故乡的诗文（袁嘉谷《卧雪诗话》称“滇诗以杨石淙第一”）尤其是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昆明《太华山游记》、苍雪和担当的诗作以及明清以来大量的诗词、楹联、歌赋、碑记……怎么选也不至于只占得十分之三的席位吧？另外，“昆明十大文学名篇”，指的是咏昆明的十大名篇，还是昆明人写出的名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并不明确。

    其次，作为一种眼光，一种角度，此次评选无可厚非。但认真点来说，毛病就很多了，譬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历史事件很多很多，涉及到这些事件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很多很多喽，何以光有关于西南联大的“名篇”就占了3篇之多？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了2篇，1980年代占了1篇，再加上也属于上世纪的埃德加·斯诺的1篇，现代作品竟有百分之七十的“江山”，这种比例不得不说有点厚今薄古的味道吧？选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或许与出版社刚刚出版了该书的祖国大陆版有关，敝人孤陋寡闻，最近才蒙友人赠送了一部来读，老实说，该小说写得邋邋遢遢，语言啰嗦，与宣传书上所夸耀者距离不小，它的入选大约是比较“时尚”的缘故吧，选家或许自己都未及阅读也难说。郭沫若的《孔雀胆》为什么不考虑？这可是昆明历史上感天动地的故事之一哦！明初日本人鉴机先的《滇阳六景》和《梁王阁》为什么不入选？其“清楚雅则，和平婉丽……可爱、可玩而可传也”（明·杨士奇《沧海遗珠》序），相信凡有幸读到者，无不叹为观止（篇幅有限，笔者提及的作品原文恕未能引述）。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属于名篇，但把它作为中国新诗口语诗的代表说法偏颇了，笔者以为属于作者提倡“拒绝隐喻”或新诗生活化的实践性作品更适宜些，当然，诗句“拒绝隐喻”反而让全诗和“尚义街六号”成为了巨大的隐喻，作者的观念和作品本身也是矛盾的……不过，作者尚在世的作品，敝人以为最好不要急着选，评选设个下限，比如1949年前、1977年前之类，以免麻烦。

    总之，这次评选只是又一次的娱乐事件。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此类娱乐事件还少吗？既然我们能够坦然接受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王朔的流氓姿态、韩寒的粗口以及郭敬明的无耻抄袭，又何以不能容忍这一家一隅的一窥之见、一家之言呢？

    OK，“费尔泼赖”，正在施行。   郑千山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