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经营：这边由盛而衰 那边蒸蒸日上
１９９２年１月，水富港正式通航。水富港建成投入营运之初，可谓一派繁荣：千吨货轮沿江而上可达四川屏山县、绥江港、新市镇；顺江而下经宜宾、重庆，过武汉越南京直达蚌埠、徐州等９省（市）的２０多个港口。云南的“两烟”、煤、矿石、木材等从水富港转运到长江中下游各省区，船舶返航装运机器设备、钢材、粮食等经水富港流向全省各地。昆钢等众多的云南大公司，都有大宗物资出入水富港。水富港成为云南人“跳出乌蒙山旮旯，走向海外大世界”的骄傲。
值得载入史册的是：１９９３年４月４日，云南金沙江航运公司的４０１号船队，满载１０５０吨物资，行程达２８８４公里，安全抵达上海，开辟了我国内河最长的航线，打破了“金沙自古不通舟”的神话，谱写了云南远航事业的光彩篇章。云南船队下江南一举闻名于世。
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次云南船队下江南的远航，竟成了水富港由盛而衰的拐点。从本报当年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水富港兴盛后的失落：滔滔的金沙江上，但见１０多艘大小船只停泊在岸边，偶有一两艘驳船划破江面；两幢可储存２０万吨货物的码头仓库空空荡荡，利用率很低。从高峰时的年吞吐量８０万吨，变得几成空港，水富港历经了由盛到衰的悲壮历程。
与水富港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宜宾港在竞争中始终占据了主动地位，港口范围内沿江码头林立，以五粮液集团公司为投资主体建成的安阜码头，经营蒸蒸日上。宜宾港的年吞吐量，从建港初期的不足１００万吨，逐年跃升至８００多万吨，目前正向千万吨级港口的目标快速迈进。
一江之隔，两港的经营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问题出在港口，根子还在机制上。水富港自始至终沿着政府投资、政府管理和政府经营的路径慢步行进，航运公司的经营一直以国营船队为主。港口的经营决策一直由政府有关部门说了算，港口缺乏自主权，经营成效没有直接与经营者的利益挂钩，经营者缺乏积极性。水富港由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昭通市有关部门管理，而７个国有航运企业由水富县管，这就形成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管理必将落空，港口面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下降。２００３年，由政府管理经营的金沙江航运公司在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７个国有航运企业被改制为民营企业后，航运能力由１．５万吨发展到３．５万吨。２００４年年运货量曾恢复到７０多万吨。
但是，江对岸的宜宾港及航运业已经做大。在港口经营上，宜宾港与水富港截然不同。宜宾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把投资、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谁投资建、谁经营、谁受益。港口的岸线、码头，都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港口管理部门为企业做好服务，促进企业发展。五粮液集团投资建设了宜宾港的安阜码头后，得到了自主经营权，安阜码头除做好五粮液集团的物流外，积极拓展市场，去年仅运送长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的货物就达５万吨。
水富港的日渐衰落与宜宾港的蒸蒸日上，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两港区位相当，相距仅２８公里，可是，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却大不一样。透视水富港与宜宾港的经营，记者看到，水富港与宜宾港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较量，其结果必然是：适应市场经济者兴，不适应市场经济者衰。宜宾港有很多大企业在经营，自然在竞争中就要主动得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政府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是当服务员，还是当操作员，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