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夏季，太湖、巢湖、滇池相继暴发蓝藻，我国几大城市近郊湖泊污染全面告急。就在今年７月紧急召开的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上，大理州代州长何金平，作为惟一一位来自地州市一级的领导，代表大理州在会上交流洱海保护经验。同样地处城市近郊，同样一度遭受蓝藻侵袭，大理，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仅用了３年时间，就使２００３年一度局部下降到Ⅳ类标准的洱海水质，恢复到总体达到和保持Ⅲ类，部分时间达到Ⅱ类水的标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评价大理在洱海保护中，“做到了连发达地区都没做到的事情”，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此批示：“要总结洱海治理经验，为其它湖泊的治污提供借鉴。”

    洱海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近郊保护得最好的湖泊之一。大理在洱海的保护治理中，做到了哪些“连发达地区都做不到的事情”？金秋时节，《影响力》走进如诗如画的洱海之滨，走进洱海流域沿湖大理市、源头洱源县的村村寨寨，探寻洱海保护典范背后的“差异性”。

    在洱源县海西海库区牛街乡的白塔村，我们采访了一户在洱海治理中家里的石灰窑被取缔，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养起奶牛的农户。当我们问他“石灰窑取缔想不想得通？”时，这个名叫李明圭的农民所说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他说烧石灰窑的时候一年有３万元的收入，虽然烧石灰窑赚钱要比养牛容易得多，但是为了洱海保护要顾全大局。“顾全大局”，这个词从一个普通农民口里说出来，令人肃然起敬。在大理采访，大理人对洱海那种深切关注的感情，一直是我们想一探究竟的问题。这是一种令外地人难以理解的情感，大理人对洱海那种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爱，甚至让从小生活在滇池旁的我感到愧疚。人决定着湖泊的命运，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治理洱海，是洱海保护成功的关键，也是洱海保护最大的“差异性”。

    数千年来，大理人依湖而居，洱海是大理的母亲湖、生命线，守住洱海，大理人便守住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根。也正是缘于对洱海的这种挚爱，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３年洱海的两次蓝藻暴发在大理引起了巨大的震荡。生活在湖边的人们甚至一度觉得“像世界末日到来了一样恐怖”，蓝藻暴发给了大理人一个沉痛的教训，同时也引起了大理人对“母亲湖”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中，大理展开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洱海保卫战”。

    大理人对洱海这种特殊的感情，是一种来自这片土地历史深处的传统环境伦理观。也许有人要说，这种差异性对发达地区来说没有普遍意义。但事实上，和发达地区所有遭到污染的城市近郊湖泊一样，洱海也曾经随着沿湖经济发展、人口压力增加，工业点源、农业、农村面源等种种污染加剧，引发了两次蓝藻暴发，然而，与发达地区所不同的是，就在洱海水质开始出现富营养化后，一种自上而下的巨大推动力，唤醒了蕴藏在大理地域文化中传统环境伦理观的内在精神。

    ２００３年省政府大理现场办公会提出把大理建设成滇西中心城市，洱海保护是基础和前提，大理以此为契机，州委、州政府狠下决心，提出没有洱海就没有大理，一切城市的建设和开发都必须服从洱海的保护，凡是不利于洱海保护的要一律停止。正是来自决策层的决心，使保护洱海迅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共同责任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这种决心，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政绩观。

    大理是欠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发展是第一要务。但是大理在这个第一要务前面加了一个前提——洱海保护。“湖泊治理关键看实干，看敢不敢得罪人，看把保护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大理州州委书记顾伯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这段话很有份量。“洱海治理无小事”、“洱海之水金不换”、“只要洱海清，不显政绩也开心”，凡是污染环境的项目，哪怕“一本万利”也“一票否决”，在大理采访，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切工作以洱海保护为前提的“绿色政绩观”，实实在在体现在了实际工作中。

    为了洱海保护，一个欠发达地区“铁腕治‘五小’、‘十五小’”，在全国的湖泊治理中，大理率先实现了流域排污企业全面达标排放，这与发达地区城市近郊湖泊沿岸，曾经数千家小化工的肆虐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洱海保护，大理州４年间累计投入１１亿元治理洱海。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洱源，在县里５大班子、２２个机关的办公楼受山体滑坡威胁已成危房，规划了４年未能搬迁，县财政收入甚至有时不能保证公务员、教师工资的情况下，累计从本级财政收入中拿出３０００多万元投入洱海治理。一个欠发达地区从并不宽裕的财政收入中拿出如此巨额“环保钱”，足以见大理治湖、护湖的决心。

    为了洱海保护，一个欠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一次次牺牲“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为了洱海保护，一个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州举全州之力，呵护着苍洱间的一泓澄碧。毅力、决心，是洱海治理成功的又一大“差异”。而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大理选择了一条科学、积极的环保之路，则为洱海保护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科学治湖。洱海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大理州在洱海保护中，以建设责任政府为理念，着力于法制、制度完善，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党政一把手层层签订《责任书》、３次修编《洱海管理条例》等措施，使洱海保护目标层层分解，责任明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大大增强了政府部门的“绿色控制”能力和环境保护执行力。在大理采访，上至州委、州政府，下至最基层的村组干部，大理形成的保护洱海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真抓严管，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抓环保的氛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科学的长效机制，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格局，这使得洱海保护有了关键的制度保障。

    科技治湖。一向以大开放、大融和作为地域文化的大理，还以一种不怕失败的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使洱海成为了向全球高原湖泊治理专家开放的“试验室”，一个欠发达地区的高原湖泊，因此具有了令其它湖泊羡慕的“国际化”背景。行走大理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地跟随环保部门走进湖边如诗如画的湖滨带、走进一座座沿湖的生态示范村、农业循环经济示范村、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试点村。洱海治理的６大工程，使曾经鱼塘密布、满目疮痍的湖滨，成为了睡莲含羞、白鹭翩飞的人间天堂，成为了洱海的“人造睫毛”，成为了世界上最美的湖滨带。是科技之光，使那些一度脏乱得“连脚都跨不进去”的村庄，变得干净、整洁，科技改变了村庄的模样，也改变了村庄里的人们沿袭千年的不良习惯和他们的生活。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集天下治湖经验为我所用”，洱海治理，在控制蓝藻这一湖泊“癌症”时，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环保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面对一个欠发达地区保护与发展同样紧迫的双重任务，大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洱海保护。

    就在洱海保护全面启动的同时，“十五”以来，大理的经济增长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时期。以洱海保护为前提的发展，不等于不发展。大理市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提出“工业强市”的口号；因为环保放慢发展步伐的洱源，千方百计发展低投入、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益的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大理州在最缺水的祥云县发展矿冶业，建成滇西最大的资源再生产业群……无论是洱海流域内的大理、洱源，还是周边的祥云、剑川、鹤庆等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大理全州上下形成的求发展、要发展的心情，与他们要留洱海水秀山青的心情同样迫切。    

      保护与发展并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大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探索生态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随着一系列产业布局的大调整，大理逐步建立起了与洱海流域环境容量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做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大理，在西部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开辟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洱海，成为了中国湖泊治理保护的一面旗帜。

    然而，今天洱海所取得的治理成绩却丝毫没有让大理感到轻松。虽然洱海保护治理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洱海湖体富营养化程度仍然较高，随着流域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洱海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采访洱海保护治理过程中，一个现象令我们深为感动，在我们翻阅到的厚厚的资料中，几乎所有关于洱海保护的总结性材料，最后一部分内容必然是“洱海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目前，大理州正在请求将洱海列入被称为新时期我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国家水专项，以加大洱海治理力度。

    不敢有一丝懈怠，保护共同的母亲湖，大理仍然行进在路上。

        （影响力 ２００７.０９）